在艺术素材积累最丰富的晚年创作阶段，丁玲并未向恶化的健康状况妥协，仍然精神矍铄地回归了文坛。丁玲先是出任中国政协委员一职，在政治名誉得以恢复后投身文艺界活动，创办《中国》杂志并携作品出国访问。不过，丁玲始终认为创作才是作家的立身之本，她选择了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时结识的一名劳动标兵为人物原型，创作出短篇小说《杜晚香》以飨读者。

《杜晚香》初稿写于1966年4月，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散佚。1975年5月21日，丁玲抵达山西省长治市郊区老顶山公社嶂头村休养病体，其间曾向山西省委组织部提出要求，希望能找回《在严寒的日子里》的未完成稿以及一系列写于宝泉岭农场的人物通讯，未果。于是，丁玲于1978年7月重写《杜晚香》，几经修改，终于在8月底完成了两万余字的初稿。《杜晚香》的刊发过程颇为曲折，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冷藏期后，此文作为丁玲复出后的首部作品刊登在《人民文学》1979年7月号，后被收入《丁玲近作》等文集。丁玲晚年的文学创作从1978年重新写作《杜晚香》开始，到1985年丁玲病重为止，这七年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杜晚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前十章、散文《风雪人间》《魍魉世界》《牛棚小品》、报告文学《一代天骄》，以及大量的文论、社论与游记。《杜晚香》是丁玲晚年唯一完篇的小说，在她晚年的作品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

“我们每个人确实都能提供有关晚期作品使一生的美学努力得以圆满的证据。……但是，属于艺术上之晚期的并不是和谐与决意，而是不妥协、不情愿和尚未解决的矛盾吗？倘若年龄和不健康没有产生出‘成熟老练就是一切’的安详，又该怎么办？”[1]甫一进入晚年，每一名作家都将回视自己过去的作品，以经验为纲，以追思为纬，重纺创作生涯中那些常年关切的图样，力图更臻完美。不可避免的是，艺术家的晚年创作必将充满因疾病与冗杂的经验造成的犹疑，从而延宕作家的创作进度，丁玲审慎地选择了女性与劳动的关系作为晚年创作阶段的首要议题。从《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杜晚香》，丁玲的晚期风格在《杜晚香》中得到完整的呈现，具体表现为革命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圆融。小说发表后，丁玲在许多公开场合谈到《杜晚香》及其女主人公的文学形象，“杜晚香”是丁玲理想的文学人物，她诞生于旧的社会主义集体化生活，又被崭新的“八十年代”所需要。丁玲始终坚持对社会主义集体生活中的农村妇女精神生活的关注，保留多年革命、劳动经验沉淀出的写作风格，并最终铸就了以劳动生活与女性成长为主要情节的《杜晚香》，丁玲晚年的女性观亦可从《杜晚香》中一窥究竟。

经过数十年的艺术积累，丁玲晚年的文学创作又对自己曾经关切的母题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丁玲是如何从城市女性的视角切换到乡土女性的视角，继而理解、诠释劳动女性的？

一、劳动经验的呈现

1943年前，有组织的妇女工作已在全国各解放区铺开。劳动，亦即社会生产，成为中国各阶层妇女支援抗战的关键路径。在农村女性救国会、妇女自卫队、妇女识字班等组织的领导下，农村妇女的劳动观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妇女了解参加劳动光荣（抗战前劳动被人耻笑），妇女解放必须从生产中获得，部分妇女已养成劳动习惯，学会锄草、下种、收割等农活技术”[2]。她们先是参与组织协调工作，动员男子参军，而后担负起后方根据地的田地生产。丁玲也曾短暂地加入了延安抢收劳作活动，她将这段经历写为短篇小说《秋收的一天》。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劳动者们抢收糜子，喜悦、满足之情在忙碌中萌发，丁玲借两名年轻女性“刘素”与“薇底”的对话言说自身的劳动体验，“薇底”替丁玲讲出对集体劳动生活的新感悟：“自从来到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生活于我很相宜。我虽说很渺小，却感到我的生存。我还能不快乐么？”[3]华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又使丁玲邂逅了真正的农村女性，她开始将女性作为纯粹的劳动者来看待，充分了解农村女性的思想、感情状态。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新的信念》等短篇小说中亲身演述了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相对落后性，丁玲延安时期的文学观念内核由三十年代的城市资产阶级女性意识向革命现实主义逐层过渡，阐释女性角色的思路也有了改变，在她笔下，《新的信念》中的陈老太婆、《桑干河上》的黑妮、董桂花、周月英等农村女性，均在共产主义信念的指引下，经历了一个由自发抵抗走向自主斗争的过程。新民主主义社会提供的新的斗争手段让农村女性的生命力得到了更广阔的释放空间，革命基层政权便能顺理成章地引导这些女性迎向坦途，促使她们真正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丁玲参与工农革命根据地建设、土地改革等社会运动的经历经过整合，可分为三个阶段：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期、华北农村土地改革时期与北大荒农垦时期。身为“新知识分子”的丁玲曾多次亲身经历农村社会生产实践，但是，直到前往北大荒汤原农场，丁玲才真正成为了劳动的主体，北大荒的丁玲不再只是思想上领导农民的工作组织者，而是一个持续参与社会改造、建设活动的劳动者。丁玲在集体农庄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在那儿，人们一见面就谈生产、谈农场，因为不认识我，也就毫无顾忌地跟我交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什么。每个人都很充实，都有新的希望，都满怀着劳动热情，都洋溢着乐观情绪。这样，在我心上重压着的石头才变得轻了下来。”[4]在此，饱受政治迫害的丁玲被质朴、热情的劳动者群体同化，劳动的建设性引导丁玲初步完成了晚年的行动逻辑的塑造。1964年12月5日，丁玲随陈明抵达宝泉岭农场，“要求随五好总评工作组下生产队，未获批准。”此后，丁玲仍积极参与农场工作，“1965年1月，在二委组织了四个读报小组十余人至二十余人，选出学习小组长及读报员，每星期学习二次、每次二个小时，读了山沟里的女秀才，还有二三篇《中国妇女》上阶级教育忆苦思甜的文章。1966年2月，在两个委里帮助家属委员。”[5]丁玲替缺少劳动能力的家属种地、锄草，经常打扫环境卫生，组织人员参加场院和短时间的大田义务劳动。文字工作方面，丁玲编撰了宝泉岭农场每期黑板报的文案，歌颂农场的好人好事，此外，她还参加夜校扫盲班教学，帮助六委筹备自建托儿所。[6]多年后，丁玲总结自己在北大荒十二年的劳动经验，写道：

劳动，对于一个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的人看来，大概是可怕的。对于一个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的人来说，体力劳动是可耻的，是羞于见人的。如果把劳动只当成一种惩罚，那就更加使人难受，使人痛苦了。但对于一个普通劳动者，劳动是他的天职，是他的习惯，流汗是不消说的，腰酸腿痛也是难免的，甚至筋疲力尽也是心甘情愿的。他能在劳动中享受到乐趣，从劳动成果中得到满足。……离开劳动，没有物质，空谈精神，那是玄之又玄，令人不能理解。[7]

对于劳动如何改变人、治疗人，丁玲依照自己对劳动过程的体认，这样分析：

在劳动时，人们把精力集中在劳动对象上，就会忘记许多烦恼忧愁。劳动后获得的成果，更能打开一个人的眼界，原来自然世界是如此广阔，个人忧戚在万物更迭中是如此渺小。这样，人们就把一些褊促狭小的立脚点转移得高一些，远一些，大一些。人们的兴趣、喜爱的范围，也就逐渐扩大，人们就会变得比较能正确理解世界，衡量自己，从而对人民一往情深，对个人无所企求，不会再保留什么了。这样，人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真正的解放，即使再遇有风云变幻，也会始终和劳动人民共生死，不至于走到歪路上去的。[8]

乡村劳作以生产主体高度的自觉和参与度，掩盖了劳作活动以外的生产关系、权力关系，并构建了一种独立于以上关系的情感结构。《杜晚香》的情感叙事，便是从这样一条进路扩及全篇的。

杜晚香五岁起便在后母“嫌厌的眼光、厉声的呵叱声和突然降临的耳光拳头”[9]中，受尽苦楚地成长起来。她自幼失恃，所能仰仗的或许还有父亲的爱，但是父亲也自认“对不住她死去了的娘，他没有按照她的心愿好好看承这闺女”[10]，就连杜晚香的婚事也是由后母做主，“许配给对门塬那边什么地方一个姓李的家里做媳妇”[11]。杜晚香早早丧失了普通农村女童应有的家庭地位，话语权、人身安全均无法得到保障，在童年阶段所受的教育仅限于家务劳动。畸形的劳动行为与精神教育的匮乏削弱了杜晚香感知苦难的能力，幼年的杜晚香不懂得如何拒绝后母的肆意差遣，不得不“下到半里地的深沟里挑上大半担水，把她父亲的这副担子完全接了过来，每天中午又担着小小饭食担儿爬到三里高的塬上送给刨地的父亲”[12]，而这样繁重的劳动绝对不是一个八岁的、“个子不高”的女孩能负担得起的。杜晚香的父亲对女儿的遭遇看似在意，实则漠不关心，丁玲用闲笔写他“暗暗地用同情的眼光默默望着这可爱的闺女”[13]，这处闲笔似乎无关紧要，实际上暗含了丁玲的讽意——如果是真心在乎女儿，又怎会眼睁睁地任由她遭受继母的虐待？但是，杜晚香并不在意这些，“她对父亲没有怨恨，对后母也没有怨恨，在担负繁重的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甚至还享受着劳动的乐趣。”[14]闲暇之余，“寥廓的蓝天，和蓝天上飞逝的白云”[15]足以成为杜晚香的精神慰藉。

杜晚香自小便酷爱身边的自然景物，她的世界由风景与人组成，由蓝天白云与高塬组成，由那些“同她父亲差不多的穷汉们”组成。幼年的杜晚香不自觉地参悟了劳动过程的乐趣，她欣赏田间劳作的农夫，也享受着自然与人融为一体时的寥阔感。成年的杜晚香望向无边无际的麦场与金黄的麦穗，发自内心的喜悦感和成就感让她为“宇宙的庄严与美丽”所攫获，“她好像回到了幼年，才七八岁，只想跳跃和呼叫。可这是幸福的幼年，同当年挑着半担水，独自爬上高塬，又独自走回家来，整天提心吊胆的幼年是多么的有了天渊之别！她不觉地放肆地把幼年时代的山歌，放声唱了起来。”[16]《杜晚香》舒缓而深情的景物描写皆出自杜晚香的视角，从声音、色彩、时序等多个维度叙写了杜晚香幼年到中年所见的一切自然、人文景观。结合后文文本，不难看出它们另有一层意味：杜晚香不顾亲朋好友的劝阻，只身前往北大荒开始新生活，也正是因为对新环境、新风物的向往。劳动中偶尔瞥见的自然风光是杜晚香在劳动闲暇时抒发情感、放松身心的突破口，更是她不顾他人指摘、摆脱苦难绑缚的精神动力。丁玲将农村女性最悲苦的成长过程赋予杜晚香，一面冷静地处理杜晚香心理中的“悲苦”状态，如前所述，正是这种对大自然的热爱减轻了《杜晚香》苦难叙事的压力。

在丁玲晚年的认知里，劳动意味着一种女性自我纾解、自我实现的手段，劳动也应当成为新中国社会女性的基本属性，新的社会应当以社会活动（劳动）中的贡献为起点，重新划定社会对女性地位的衡定标准。晚年的丁玲呼吁所有中国妇女积极地参与劳动生产：“我们至少要掌握一项专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17]基于一定“专长”的劳动，也是《杜晚香》中人物最典型的行为模式。小说中，对杜晚香人格成长与社会角色建构起到关键作用的事件可分为两类：共产党对杜晚香的引导工作与杜晚香参与党内建设后完成的劳动工作；因女儿、妻子两类家庭角色在不同地域间的迁徙活动。经由丁玲的着力渲染，这一系列事件中的杜晚香完全超脱了女性家庭局限的劳动性。

土地改革全面完成后，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生存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一社会条件正是杜晚香顺利学习文化、劳动知识，成为共产党员并投身于北大荒农垦建设活动的基础。杜晚香的劳动成果进入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评判体系之前，她已经长期担负了旧社会中常见的、与年龄不符的家务。杜晚香无形间遭受了旧的社会结构的剥削，但杜晚香没有辨认出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差异，也不曾产生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她只是默默地履行着源自女儿、儿媳与妻子等身份的社会责任。直到杜晚香成为妇女主任、妇女组长，又成为中共党员，模仿土改复查工作队员们在村内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后，她的劳动便不再局限于小家庭单位，产生了切实的社会作用，这才让她本人得到来自外部社会的广泛认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观的改造对杜晚香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她不再认为自己仅需要为家人劳动，而是应当投身于更宏丽、壮阔的社会主义事业。

起初，杜晚香带着建设北大荒的坚定意志来到宝泉岭农场，丈夫李桂却认为她只需要把家务活做好就行了，此时的农场也没有为她预留的工作岗位，她不必多此一举。杜晚香仍仰慕着作为战斗英雄的李桂，她认为李桂的精神层次、社会地位与道德认知远高于自己，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她不知如何排遣心中的无措感，只好“对自己的无能，悄悄地怀着一种清怨”[18]。然而，精神困境只是暂时的，杜晚香没有轻易退缩，她很快注意到农场的社会分工秩序并没有正式建立。为了改变自己的闲居状态，杜晚香首先从一些不从属于其他社会个体的清洁杂务开始做起，“原来无人管的一个极脏的厕所忽然变得干净了，天天有人打扫，地面撒了一层石灰，大家不再犯愁进厕所了。家家门前也光光亮亮，没有煤核、垃圾烟头。”[19]杜晚香的劳动对象主要是广场、公共卫生设施等带有公共属性的空间，丁玲有意在此暗示，解放后中国农村的公共空间已经建立了较好的社会秩序，妇女大可在这里安全、无忧地参与社会活动。勉力劳动的杜晚香融入了农场家属群体，得到了其他劳动者的认可，也与他们无形中达成了更深层次的共识，她劳作时的歌唱让劳动者们备受触动，“人们惊异地望着这个经常只默默微笑着的小女子，更多的人响应她的颤动的歌声，情不自禁地也唱起自己熟悉的乡歌来了。整个场院在纯朴的音乐旋律中旋转着，歌声与笑脸四处浮动与飘扬。”[20]杜晚香对劳动的执着终于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正向社会反馈，她的社会劳动的意义最终成功地回归“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落点。

革命、自由、平等、劳动至上、集体主义等观念，已经在丁玲早年的作品里得到了深刻体现，可以说，自延安时期起它们便进入了丁玲的文学思想体系，成为从传统的苦难叙事给定的版图中脱出的关键手段。新的社会秩序建立后，苦难依旧存在，但对抗它的手段有了更光明、更具道德权威与社会权威的劳动价值作为依托，丁玲的女性人物于是有了一条去路。丁玲用自身经验去剖检农村女性的经验，苦难叙事建立在懂得“她们的弱点和苦痛”后产生的情感共鸣中——对于苦难，真实的女性会预备更多行动策略以待选择，从这种复杂的叙事场里，丁玲精心征用了杜晚香采取的情绪纾解行动为叙述的素材。面对丈夫、婆家、大众对自己的误解，杜晚香并未沉溺于苦痛，而是抖擞精神，牢记还有更高的、更重要的社会活动值得她去践行。曾经的杜晚香先后将原生家庭与婆家当成自己的天地，但在获得来自党员群众的认可后，杜晚香个人存在的价值不再囿于家庭。李桂的家不再只是她唯一的归宿，共产党的教诲营造出的精神空间取而代之，共产党的认同化解了杜晚香的苦难，这便是劳动对于丁玲的苦难叙事的镇痛作用，最终构建起了苦难、劳动、净化三位一体的叙事单元集合。

由此，丁玲早年作品中关切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社会形象、社会地位等问题，在晚年的作品中得以复现，并拥有了更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社会劳动。丁玲超越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主义，将女性的成长与深广的社会生活相联系，为女性的劳动故事增添了更丰富的意涵。追索杜晚香的成长与劳动经历，丁玲欲表达的主题呼之欲出：只有在生产力水平更高、社会秩序更趋平等的时代，女性才会真正拥有从封建主义的劳动解放的机会，选择能够提升自我、解放自我的“新劳动”。而女性想要完成精神与社会意义上的双重解放，必须为此不断努力，发展自我，巩固“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珍贵的础石。

二、女性意识的释放

1958至1970年，丁玲在北大荒汤原农场、宝泉岭农场参与了各类妇女工作，与许多勤劳、朴实的劳动女性结缘，其中便有杜晚香的原型邓婉荣。邓婉荣于1934年3月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县，丈夫杜奎是1958年集体转业到北大荒的复转官兵[21]，而邓婉荣本人曾在天水县担任过民兵中队长、妇女主任、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副社长、乡人民代表。[22]1959年秋天，邓婉荣携长女来到宝泉岭农场二分场七队投奔丈夫，后担任女工班长，1964年3月调任至农场工会任女工委员，随后被提拔为二分场七队的五名支部委员之一。据周济与费加的报道，邓婉荣于1963年被评为宝泉岭农场五好职工。[23]邓婉荣的亲人、工友对她的美好品质赞不绝口，杜晚香在小说中倾力帮助的女青年正是现实中宝泉岭农场的山东支边青年高长秀，她心目中的邓婉荣不光是对自己友善，而是“对任何一个人都非常的好，谁家有困难，她知道了准去帮助他”[24]。

在来自邓婉荣的原型本事基础上，杜晚香的童年遭际集合了当时的农村劳动妇女具备的一切身世与性格特质：成长于封建主义浓厚的落后村庄、从小受到家庭的钳制、从事与年龄不符的繁重劳动、被单调的劳动行为“锤打”成一位无言的奉献者。而丁玲长期实践的城市－农村女性帮扶制度，更让杜晚香的女性特质在劳动中得到了完善。丁玲参与的农村女性基层工作可分为妇女劳动者关系协调、妇女教育、妇女组织生产等活动，丁玲在这几类政治单元里均担任过重要的角色。辗转于这些独特的观测点中间，晚年丁玲的女性观一步步涵盖了女性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女性与同/不同阶层女性的关系、女性获得知识与教育资源的渠道、女性的话语权、女性与劳动的关系等方面。农村女性的境遇具有深刻的复杂性，丁玲也意识到，农村女性和来自城市的女性知识分子不会以相同的思路解决女性参与的生产资料分配、社会话语权地位等问题。

丁玲早期的女性主体思想隐现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与蕴姊的关系，迷茫不知前路的莎菲渴望蕴姊对她的精神困境感同身受，但丁玲期盼的女性沟通未能在三十年代确立起一个合理且可行的图景。从《莎菲女士日记》到《我在霞村的时候》再到《杜晚香》，丁玲描写女性人物时依然从女性的情感世界切入，注重表现女性之间的情谊、女性与女性群体的交流互动、情感与社会知识的共享以及从分歧到共鸣的精神历程。董桂花与黑妮、董桂花与周月英、杜晚香与其他女知青的互帮互助承袭自《我在霞村的时候》女干部“我”的女性同理心。在穷困的农耕生活中变得狭隘、刻薄的羊倌老婆周月英融入新的社会，获得了新的自我实现的目标和方式。《桑干河上》并未进一步揭示周月英在此之后，是否比董桂花更靠近了共产党初步建立起的政权，但丁玲已经在“翻身乐”这一章指出，土地改革运动后生产关系的革新如何改变妇女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认知。经历了延安时期的文艺活动，丁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已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们潜伏在丁玲的创作意识中，等待着更多、更真切的社会现实填满其间的空隙。

1945年，中共中央妇委总结了进入建设时期的解放区妇女运动经验，并提出接下来在各解放区落实“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口号，同时，“适当地”解决农村女性婚姻的问题。现阶段解放区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家长制，主要任务是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扫除障碍，重点是在民主、民生建设的基础上“改造农民旧式的贫穷的家长制家庭”[25]，然而买卖婚、早婚等现象仍然难以彻底根除，妇女的地位在这一阶段只能算作是“相对提高”。美国学者斯泰西（Judith Stacey）断定，共产党理解的父权制是从“封建”社会结构派生出来的，新中国根除了地主等特定阶级的父权制，但结果却将更加民主的父权制家庭拱手送给所有男性了[26]。土地改革、家庭革命展开后，中国农村家庭本质上依然停留在父权制阶段。为使政权活动稳定推进，延安政权并未有意撼动农村家庭结构这一庞大的社会基础。

杜晚香的家庭、婚姻状况正是《杜晚香》文本中一个明显未得到解决的矛盾，她未能幸免于普通农村女童的苦难，也并没有摆脱买卖婚姻制度下毫无感情基础可言的婚姻。1947年，13岁的杜晚香以五十大洋的价格被卖作童养媳。在这种深重的苦难压迫下，杜晚香并非毫无知觉。虽然杜晚香在原生家庭里便受尽继母的摧残，她潜意识里依然渴望母爱和其他人的关怀。村头那家的老爷爷告诫她一句：“香女呵！去到李家，听人家的话，规规矩矩做人家的事，不要惹人生气才是呵！”[27]她的眼角不禁为之“疼了一阵”。《杜晚香》的文本认为她是心硬的，笔者则认为，一个敏感的农村女孩在受尽屈辱后仍有一丝自尊尚存于心，这是杜晚香自我意识萌发的第一枚火花。老爷爷无心之言包含的贬低之意短暂地刺痛了杜晚香，这意味着，即便杜晚香还未拥有完整的人格，苦难和精神剥削已让她的灵魂趋于麻木，但杜晚香依然希望自己的人生价值能够得到认同。1946年，参与土改后的丁玲开始重新审视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的问题，她说：“妇女自小就受一种教育，一种自己否定自己存在的教育，自小养成牺牲卑屈的人生观。于是妇女婉转呻吟于封建礼教之下，生儿育女，缝衣煮饭。特别是劳动妇女，她们像牛一样工作，羊一样柔顺，狗一样忠心；而得到的待遇既不如牛，也不如羊，更不如狗。……直到今天，封建社会制度所给予的压迫和痛苦，还没有整个的转变。”[28]杜晚香思念自己早逝的母亲，从小便对“母亲”这一概念有着深刻却模糊的向往，很难说不是因为杜晚香在家庭里自小得不到关爱，才将“母亲”这个纯洁、慈爱的词语与党组织相关联。来到北大荒前，杜晚香从没有在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空间得到过关怀，而在成人后也没有得到更多的来自生活伴侣的认可。“在这样落后的受折磨的痛苦生涯中，她是多么幻想过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呵！”[29]

1947年12月9日，邓颖超发表《土地改革与妇女工作的新任务》一文，提出“在乡村中应吸收工农贫民妇女加入贫民团、农会、合作社及互助组、识字组中。乡村妇女联合会应在农会统一领导下工作，农会可设妇女部（亦即妇联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中，必须注意吸收妇女的积极分子参加。同时，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方，应以全力发动和组织广大劳动妇女参加生产运动。各种支前工作也需要更好的组织妇女参加。”[30]同年，草明留下速写《蔡大姐在东北》，“在东北局妇委负责期间，（蔡畅）总是争取在东北地区多培养、提拔女干部；她对区、县地方的领导同志，也敦促他们注意培养女干部。所以，东北解放后曾涌现很多优秀的女干部，而这些女干部大都活跃在各条战线的各种岗位上，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31]女性之间的互相理解、扶持在丁玲笔下并没有机械地表现为党的领导，丁玲让自己的妇女活动组织者们直接展开情感交流，杜晚香、董桂花予以同伴的温言善语比规章制度更能感动人，成功化解了女性之间基于家庭单位产生的利益纠纷。杜晚香独具的劳动性与积极性使得她的精神面貌更富感染力，甚至感化了来自不同地域的城市女性。妇女们摒弃了嫉妒与攀比心理，建立了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系，团结一致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新民主主义建设运动中来自女性干部的启蒙由是成为丁玲认知中的理想解放模式，也是农村劳动妇女摆脱封建压迫，重塑自我，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1949年2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关于当前妇女工作的决议》提出，应当在边区加强对妇女的教育工作，如办识字班、夜校、冬学等，以提高妇女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动员妇女参加民主建设，选举优秀的妇女群众代表[32]。同年8月3日，甘肃省天水县解放，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了天水分区行政督察区，逐步接管国民党在天水的专署、县政府、法院等行政单位，将天水地区的政治、经济活动正式纳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管辖机制中。经甘肃省委、省政府部署，天水分区的天水、秦安、通渭、甘谷、武山等乡于1951年10月10日至11月底开展了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土改工作期间，甘肃省民主妇女联合会于11月8日成立了天水专区妇联办事处，天水也相应设立了“甘肃省妇女联合会天水地区办事处”。在《杜晚香》中，天水分区土改复查工作队的女干部“白天跟着她们爬坡种地、烧饭、喂猪，晚上教村里妇女识字”[33]。与杜晚香共同生活、劳动后，女干部认为杜晚香是村内妇女中参与活动最为积极的，她率先引领杜晚香加入妇女工作，她的劳动观念让杜晚香“看得远了，想得高了”，“她觉得能为更多的人做事比为一家人做事更高兴。”[34]杜晚香的劳动观又一次发生改变。对于儿媳的要求，杜晚香的夫家一开始并不情愿，女干部再三劝说，公公婆婆只得答应让杜晚香去县里上了三个月的训练班。杜晚香经历了训练班课程的启蒙才有了机会从事妇女工作的能力，才有机会被吸收入党。对比《桑干河上》的妇女主任董桂花入党前后的思想状态转变，《杜晚香》中由妇女主任亲自收编入党的杜晚香有了更为长足的进步。可以看出，丁玲意识到了女性在精神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农村女性只有在进步女性的循循诱导下进入社会主义体制，又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引领之下，才能完成思想上的启蒙，获得更多的精神教育资源。女性的互助与互动业已完成，杜晚香在精神层面上得到了蜕变，她具备了先进的社会观、劳动观，并在抵达北大荒后遇见了转业海军的妻子与十八九岁的女拖拉机手，她的劳动成果与精神得到了来自更多社会主体的肯定，拥有了进入更高一级社会组织生活的可能性。

丁玲女性观的变化其来有自。她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认识到了农村基层人心的深幽、精神生活的赤贫，所见所闻融汇一体，在一个挟裹着人情与世理的实践过程中缓慢转变，这种转变终于在《杜晚香》中得到了体现。杜晚香本人的童年本该是痛苦而麻木的，是丁玲为她充满苦难的童年添加了一抹光亮，写出她对自然的向往，又为她选择了作为启蒙对象的女性们。共产党的妇女干部在土改工作中向杜晚香伸出援手，培养她走进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更大的社会组织网络中，让她在组织里重新寻找到了存在意义和人生价值，并因来自共产党的劳动价值认可萌生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人生信念，彻底融入了丁玲笔下的新社会。此前已述，丁玲选择“母亲”这个意象是别有意味的，因为这就是晚年丁玲对社会主义的认知：社会主义社会能够给予人最温暖的关怀。旧社会的妇女并不是没有情感需求，她们起初可以自发地热爱大自然的美好风光，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每一名妇女精神世界的豁口都可以被党的关怀所填满。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共产党赋予杜晚香发展自我的机会，包括来到北大荒参与劳动实践、结识更多党员群众的经历，也包括了认同感和支配他人的权力。最后，杜晚香令自己的行为超脱出普通党员的范畴，她像母亲一般关爱着来自大城市的女知青们，像女儿一般将自己的劳力与心血奉给组织，如此，缺乏真实母爱的杜晚香在共产党的再教育后，重新拥有了一个道德完满的自我，并升华出了一个品德更为高尚的超我。杜晚香将这份光芒反馈给了教导她成人的共产党，让共产主义的本质精神，即无私的劳动，得到了最彻底的复归。劳动人民坚毅、无私的精神跨越了一切阶级、宗派与暴力主义，甚至惊愕了身处于共产党领导层的党委书记们。共产党在杜晚香心中是一个抽象化的存在，杜晚香所做的一切，都是朝着这个光辉的、伟大的符号不断迈进，为此不惜让自己的一切行为尽可能地符合共产党精神凝练出的完美规范。抽象的共产党将自我觉醒的机会给了一无所有的劳动妇女杜晚香，而实在的杜晚香又将自己的力量反哺给了身为“母亲”的共产党，教化与净化着北大荒其余的党员。由被启蒙到启蒙者，杜晚香在共产党缔造的新世界里真正具备了广泛影响他人的精神面貌。

书写农村劳动女性充满活力的精神世界，也正是丁玲结合自己身处社会主义基层建设事业的体验得出的女权认知。1950年9月15日，丁玲在全国妇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女权活动）应该在各个不同的国家用一切的斗争方法，广泛地展开，应该在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中展开和平的斗争。而不仅仅是上层的妇女，或者是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妇女。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有这样一种情况，有很多运动没有真正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所以，不管哪一个国家，应该尽量吸收劳动妇女。”[35]时至今日，这一进程依然没有宣告结束，劳动妇女对政治体制的影响案例也为数寥寥。杜晚香的劳动模范事迹，应当凭依虚构性文本跨越时限，与当下中国的农村女性劳动叙事交相辉映。

三、女性权利话语的表达

长久以来，学界认为《“三八”节有感》是丁玲的女性观念最引人注目的一面旗帜，但它只是丁玲挂出的数面精神旗帜中较直露的一面，因为，丁玲仅在此文中批评了延安革命政权中一种特定的婚恋观。《“三八”节有感》一文列举了许多令延安革命区女性进退两难的境况，其细节的鲜活生动与笔致的冷峭讽刺，都是导致丁玲随后卷入政治风暴的由头。青年女性对婚恋现状的不满显然不会立即得到延安政权的重视，因此，此文最近乎公开呼吁的语段也不过是：“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36]”语毕，丁玲立刻意识到不能对政权提出过分的要求，必须恰如其分地将笔锋转回女性自身，事实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问题的解决只能依赖于政权中女性个体的自我约束，即“修身”。丁玲对女性同胞提出四个实用的要求：一，保持健康的身体与有节制的生活；二，心情愉快，精神振奋，过好精神生活；三，情感问题不随大流，理性行事，用理智完成自我约束；四，不图享乐，保持战斗精神，坚持到底。一言以蔽之，此时丁玲的婚恋观核心内容是妇女的自强，且仅能自强，不可对“任何人”心生幻想。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提出的是一套理智约束下的行动准则，远远无法升至政治运动层面，但她对四十年代延安婚恋问题的议论并非没有回音。韦君宜晚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露沙的路》回忆了这一段往事：“新知识分子”纷纷议论新近走红的《“三八”节有感》。延安对女性干部婚配的微妙态度、对女性婚恋自由权的干预以及女性择偶观念的异变，令知识分子们意识到延安政权的婚恋并不如他们抵达延安前的想象，“这些婚姻不会给女孩们带来幸福，却不能发言。”[37]建立在延安女性作家群体共同经历之上的话语体系，让女作家们不但希求为自己，也试图为来自一切阶层的女性发声，因为进入延安体制后的生活形态与固有家庭、婚恋观的磨合，其实是一个隐私的、伴随着阵痛的过程，阵痛的消解只能依靠女性自身的情感——抑或是理智——的约束，同时，女性必将持续忍受异性对自己婚恋观的误解与非议。然而，即便有了全新的道德伦理的约束，“幸福”的命运也无法在动乱的环境中立刻降临。

如果说“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1942年3月8日，草明为《解放日报》“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刊撰写稿件《创造自己的命运》，先于丁玲一步指出了延安女性的“不幸福”。“民族的敌人尚且没有打倒，妇女哪能没有问题呢！边区虽有特殊优越的政治条件，然而它到底不能超脱于这些规律之外。”与之相呼应的是，这一日的《解放日报》对晋察冀边区政府废除婚俗陋习的法令条例进行了报道。报道简要阐述了法令的相关细则：法令即日在全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切实施行，废除的陋习包办买卖婚姻、蓄婢、纳妾、代娶、双挑等。作为女性苦难实例的补苴，翌日，《解放日报》刊出了延安市妇女联合会主任王定国的《听听乡里妇女叫苦声》，与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报纸同一版付梓。王定国详细陈述了宝塔山下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始末，反思道：“我们的妇女工作，很不深入。只是机关上的妇女有自由，老百姓的妇女很多还是被当作物品一样的买卖。妇女工作做不好，要想妇女自由，是不行的。在我们眼面前的妇女同胞都没有得到解放，远的地方就不能谈了。”[38]对于这一难题的解法，草明与丁玲无意中达成了“自强”的共识，“克服缺少创造自己命运的雄心和决心的现象”，“以较长时期去干一种工作，以培养我们的专门技能，逐渐地把自己变成了专门的人才。”[39]女人在种种主观、客观条件限制下，如果无法求得更多援助，那只能咬紧牙关，“创造自己的命运”。然而，即便作为个体的女性能通过意志力克服生活中的部分艰辛，生育、母职带来的生理局限也难以逾越。同年，毛泽东曾询问草明的工作、生活环境有何困难，草明不得不如实反映育儿的艰辛，“三个孩子缠身，对写作有些妨碍。”即便问题后来得到了妥善的解决[40]，草明的故事也仅仅是一个孤例，更多延安女性的婚恋、家庭问题仍旧悬而未决。为了写作事业与两个女儿的抚育工作，离异后的草明宁愿“守寡终生”，婚育、家庭问题对她的困扰持续良久，直到几个孩子参加工作后才有所好转。

对当时的延安革命政权而言，在工作上必须把动员妇女群众参加生产（劳动妇女参加农业及工业生产，知识妇女从事各类文职）作为妇女运动的中心内容，在这个基础上引导妇女参加抗战各部门的工作，提高妇女社会地位。[41]一年后的“三八”节纪念活动在延安政权的定位仍未改变，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方针仍与1942年一致：动员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工作，同时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首要工作是，研究组织农村妇女个体与集体的生产。”[42]此时，整个延安政权已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拥有了一种整合所有社会力量的共识，政权倡导的政治行动有案可稽，隶属于社会关系的婚恋活动也应当与战斗、生产、教育三大要务相匹配。在此环节中，一切脱轨的行为都必须得到“矫治”，暗合了不久后延安整风运动的政治取向。

那么，作为个体的女性在这类高速运动的政治体系中又当何为？范雪指出，对丁玲来说，体制中个人的“理性”“理智”是新社会中具体做事的干部应当发展出的能力。这并非一种孤立的个人品质，而关系着体制中人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让“热情”（本能的或有意为之的）能够安顿[43]。丁玲的政治站位与韦君宜、草明又有不同，她有机会投身更繁重的政治活动中，瞻望更广阔的视域，反复磋磨后形成的婚恋观念让丁玲多年后依然故我。1951年3月7日上午，中央文学讲习所“三八”节座谈会召开，此会仅对中央文学讲习所的学员开放，规模较小。据参会者徐光耀回忆，张天翼对妇女精神解放议题发表了较为激进的观点，丁玲随后作出补充：“妇女的解放，主要是靠自己。是的，旧社会有制度压迫我们，有礼教压迫我们，今天是不是就没有压迫了呢？还有的，我们自己还在压迫自己，旧的影响还在压迫我们，还在把我们束缚着。如有人一说就要找个‘政治强的’，‘地位高的’，‘能帮助自己的’，这对自己就是压迫。要解放，先要摆脱这种压迫。”[44]仅论当时，丁玲的确是新中国文坛声量最大的女性作家，作为一个在政治领域、文学意识形态构建场域中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主体，丁玲发言时的态度仍如九年前一般坦荡：婚恋、家庭，都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并非政治议题。丁玲在中央文学讲习所既教写作，又教生活，而此座谈会的主题又是年轻女性作家较为关切的情感生活，直接影响创作。个体的情感生活、婚恋观与社会风习的快速磨合，被丁玲视为一种当代女性作家必备的能力，因此，丁玲必须慷慨直言。

晚年丁玲对于“三八”节的看法又发生了一次幅度不大的转向。在《“三八”节有感》近四十年后，丁玲已饱经沧桑，她在北京语言学院外国留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意识到自己先前对于制度的洞见不够深邃了。“这篇文章也确实有一个大毛病，它有点仅从妇女本身来谈问题，说妇女要奋斗，要独立，要有见解，就不怕男同志离婚了，这是不足为法的。因为你再强，他同你没有感情，要离婚还是得离。妇女要真正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得到平等，必须整个社会、整个制度彻底改变，否则是不行的。”[45]1979年的丁玲认为中国妇女的境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说：“现在劳动妇女经济上是平等的，自己有钱，在家庭里也平等的。在社会上法律保护妇女。”[46]多年以后回眸往事，《“三八”节有感》中提出的延安革命区婚姻问题如丁玲所言，已经进入了历史的故纸堆，“现在发表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那时主要批评它攻击了领导，诬蔑了边区。其实我说的只是一个妇女问题，只不过是离婚再结婚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很多问题比那时可严重多了。”[47]近半个世纪过去，1984年的丁玲仍感慨妇女的遭遇：“我知道你们中有的人还在被鞭打、被拐卖，有的人被欺骗堕落，走入歧途。”[48]这便是丁玲晚年最后一次关于“三八”节的公开发言。

浑言之，丁玲最终的结论是，中国的女性问题注定是一个因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嬗变的问题集群，不只依赖于主体层面的被启蒙，更要紧密连接国家政权对社会现实的改造，因此，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得到彻底的解决。复出后的丁玲连续访问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然而，每一次面向欧美学界的采访，中国当代社会的女性问题都是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此前，对于当下中国女性的处境，丁玲在两次与外国友人的访谈中作出了极相似的回答，两则回答都较为保守、委婉：“中国妇女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一般都是同工同酬。有没有不喜欢用女干部的？有，但是不普遍。我们很多人脑子里还有封建思想。女同志在任何方面都不比男子差。”[49]三个月后，在与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的访谈中，丁玲又说：“在我们国家里，男女都一样，参加劳动，参加工作，参加学习，不存在什么女权问题。”[50]但是，“人们的思想里还有没有封建残余呢？有的，也许还比较普遍，男同志的思想里有，女同志也有。”[51]在丁玲看来，针对西方女性的性剥削等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比较严重，且西方的妇女们不一定享有更完备的社会权利。“我们现在没有西方那样的女权运动，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运动。我们有妇女工作方面的问题，但是没有女权运动。我在国外听到人们谈女权运动，也有兴趣。我想，你们的政府能不能首先把城市里那么多的妓女，那么多的脱衣舞，那么多酒吧间的裸体侍女统统取消呢？妇女们光有选举权，选上议员，也不能为人民办事；想给妇女办事，也行不通。”[52]1985年5月15日，丁玲与悉尼大学英语文学系的莱奥妮·克拉默（Dame Leonie Judith Kramer）教授[53]会面。谈及妇女解放运动相关问题，丁玲直白地表示，不应对西方女权运动全盘尽收。丁玲认为，三十年代中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但现在的情况比那时更复杂，譬如现代不可能有典型的、饱受情爱与自我认知困扰的莎菲，因此，如果把现代社会的莎菲写成性解放，那么“莎菲堕落了”[54]。莎菲这一人物“没有什么性的要求”，她要同家庭与旧社会决裂，是因为她厌倦了旧社会里的一切人、事与物，她希求的光明和理想却仿佛绝灭于黑暗，“她的全部不满足是对着这个社会而发的。”[55]丁玲渴望看到的“新莎菲”必然从属于新的中国社会，并不拘泥于情爱，换言之，她的价值体系从属于中国社会主义伦理观，她的女性观必须有其实践可行性。丁玲窥见了中国妇女和西方妇女最本质的区别：中国女性面对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价值伦理体系均与西方女性存在极大的差异，中国女性的问题的底色，犹为占比最大的中国农村女性问题所决定，本质是生产力的落后、教育资源不均等问题。基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与实践，女性作家不一定会接纳每一种形式的女性主义思想，同样的，丁玲认可以妇女为主体的解放活动，但认为中国不需要西方民主代议制前提下的女权运动。这有助于我们思考为何晚年丁玲不愿将自己归属于舶自欧美的女性主义，甚至与一切形式的思潮流派之间存在着一种淡漠的游离状态。

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女性从封建与性别制度压迫中解放的第一步，一定是拥有劳动与提升自我的权利。进言之，让一个女性具备成为主体的可能性，基石在于劳动权、受教育权与话语权。丁玲提出的是一套可行的“方法论”，比起超脱于现有社会物质基础的女性议题，她更注重“如何做”，“如何现在就做”。王中忱意识到了丁玲对政治关系的先见性，丁玲“政治”的内涵“实际指涉着制约、规定社会生活和人的命运的总体的结构性力量”[56]。可以说，丁玲的女性思想较为朴素，且倾向于实用主义，而“做”的过程需要行动主体的话语权和行动权力。

丁玲一直较为理性地关注着女性的阶级身份与政治斗争策略，她对女性和男性政治上是否平等意识非常敏感。董桂花、杜晚香等农村女性介入了更广泛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社会组织中拥有了自己的能量和话语权，让妇女能够更好地完成自我阐释。在《杜晚香》中，杜晚香首先得到了女性作为公民的模范地位。《杜晚香》选择了两名女性作为杜晚香初到密山时的初识者，其中一名是十八九岁的女拖拉机手。谈及北大荒农垦时的环境，女拖拉机手的豪爽干练被诠释得淋漓尽致：“狼，狼算个什么，家常便饭。那熊瞎子才真闯咧，看到拖拉机过来，也不让开，用两个大爪子，扑住车灯，和拖拉机对劲呢……”[57]考虑到女拖拉机手的文化水平，丁玲重新调整了语词组合的节奏，使得口语化与短句化的修辞效果偏向夸张，有效概括了女拖拉机手的精神品质与性格特质。另一位女性是转业海军的妻子，她温柔而热情地与杜晚香交流，希望她能与自己一起“从头做起，平地起家”，为祖国开辟一片新的天地。比起女拖拉机手简练的短句，转业海军妻子的语言风格更加委婉、抒情化。丁玲将情绪、社会经验变为语言资源，利用语言与心理描写的交错排列，以不同的修辞效果展示了另一种别样的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笔者认为，之所以将这两个女性人物刻画得如此细致，是因为她们分别象征着杜晚香过去与未来的两种身份，即转业人员妻子与女劳动模范。

女拖拉机手在当时的中国是“社会主义新妇女的一种代表”，大多是被官方表彰的劳动模范，在20世纪50、60年代产生了不小的激励与动员作用。余敏玲提出，“1950年代初期是中共最密集宣传女拖拉机手的时候，这与形塑中国的新形象和施行农业政策关系密切。1952年底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53年开始加速推行农业合作化。职是之故，中共在宣传女拖拉机手之际，也连带宣传集体农庄幸福快乐的生活，冀图以此达到推行农业集体化的终极目标。这段时间官方借由宣传女拖拉机所呈现的农村妇女新形象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妇女快乐并自觉地参加生产，且以出外劳动为荣；他们即使遭遇困难，也会不畏艰辛地完成工作。”[58]新中国对拖拉机手的大力文化宣传某种程度上出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早在195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纪录片编导沙丹拍摄了纪录片《女拖拉机手》，描写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的事迹，后世亦有传记详述梁军的成长与生活。1951年10月，新疆建设兵团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张迪源亦登上“伟大的祖国”邮票组。这一风潮影响了金茂芳、李桂芳、杨桂花、刘瑛等女性劳动者争相进入培养班学习，拥有一定组织的女拖拉机队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这正是中国农村女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组织规模化、技术先进化的先兆。出于农垦机械化的需要，又因拖拉机这一生产方式“象征农村崭新与明亮的一面，代表着现代与进步”[59]，北大荒的拖拉机手饱受群众的尊敬，这一职业以较高的效率开垦土地，大力推进了全国各地的农业机械化进程。丁玲来到北大荒后，对北大荒的劳动技术和机械化需求有了更深的认识，于是将这一工种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经验写入作品，表达对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铭记，在《杜晚香》中，杜晚香的丈夫李桂后来也成了一名拖拉机手。

20世纪60年代的邓婉荣当上劳动模范，从家庭走向了社会，这是一个可贵的进步，但是以丁玲晚年的女性观作为观照，她的劳动生涯显然是不完满的。1956年，谷峪根据在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深入生活”[60]活动的体验，先行写出了女劳动模范标兵宣传活动的一则实例。谷峪主张：“为了了解一个农村，多了解几个乃至几十个农村是必要的。”[61]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能更深刻更概括的反映现实生活，才能有更普遍的教育意义。同时，也不能把生活局限在一个部门中。谷峪曾随北京垦荒队抵达萝北县，创作了一系列北大荒萝北地区移民垦荒的人物特写，经过谷峪的提炼，和杜晚香同样来自东北垦区的女模范标兵王本巧令丁玲倍感亲切。王本巧的形象与晚年丁玲认知中一系列参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女性相契合：王本巧抢着捆草、带头和泥、照顾病号，“净挑别人挑剩下的活干”，和群众的关系更是相当好。从垦荒队离开山东来这里的路上，王本巧手脚勤快，细致体贴，做了不少脏活累活，粮食省下来给病号，衣服也留给老弱儿童保暖，与杜晚香如此类似的经历令丁玲不由感叹：“《萝北半月》中的王本巧，难道不是我所熟悉的杜晚香吗？”[62]于是，谷峪这篇半自传小说中的“我”便有必要采访这位新庄的女劳动模范，“男的模范人物发现了不少，女的还不多，我们有责任把这样的女模范队员树立在祖国的荒凉土地上。”[63]颇有意味的是，王本巧仅仅因为衣色鲜亮了些，便招致垦区副主任邢世华的猜忌，认为她生活作风不够端正。如果不是因为误会及时冰消，邢世华又会要求“我”怎样在报道中描摹王本巧的形象？由此观之，在当时，普通的异性劳动群众与劳动妇女生活之间的隔膜并非无法逾越，但它确实存在。

比起需要一个“代言人”的王本巧，二十年后，丁玲赋予了杜晚香一个仅属于劳动妇女本人的发声机会。杜晚香成为妇女主任，加入并领导妇联在乡镇一级的分部，由妇联干部引导进入公共领域，这姑且算是在完成党和国家倡议的社会行为。之后，当上劳动模范的杜晚香完全融入了场部的直属机关、企业和生产队，和职工家属们建立了联系。在这样的基础下，作为拥有一定发言权的劳动标兵与党员，她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价值判断，把自己了解到的劳动情况与生产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表达出来，并向干部与群众发表自己的观点。劳动女性吸纳了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代言权，并让其成为自身创造力的一部分，这使得小说最后一节“根深叶茂”中，杜晚香决定不再服从党委书记的安排念出被写好的政治发言稿。杜晚香认为，那些话“陌生得不像自己所能说出的”，最终她脱离讲稿，动情地讲起自己的人生经历。这一情节想传达的精神能量，正是源自杜晚香内心的热忱和自我意识对革命精神作出的自我诠释，也是丁玲从女性视角对个人与组织关系的一次生动解释。杜晚香这一人物的教化性与革命社会环境的双向哺育关系如此得到了完成，这一次，工农群众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代言，她如实说出了自己曾经渴望的社会关系、她眼中的北大荒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完成了劳动人民的自我言说过程。

丁玲如此看待一直以来希冀的劳动人民话语权问题：“我要少讲，让她们多谈。多开讨论会、讲用会，引导她们谈自己，亮思想，忆苦思甜，新旧对比，同先进人物比，同本委人物比，组织一帮一、一对红，让她们互相启发，自己教育自己。”[64]贺萧提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现实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构筑出一种新妇女如何诞生的叙述：她们不是在国家的政令中诞生，而是在干部们的、妇女们自己的、她们本地社群的，以及地方乃至全国的读者和听者大众的劳动中诞生。[65]当然，解放时期的农村女性生活仍旧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性，据此，丁玲的愿望是：“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所谓妇女问题就要简单得多了。我们妇女和所有的男人一样，大家都将得到更多的幸福。”[66]至少在当时而言，杜晚香的光明未来只能在“四化彻底完成”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达成。杜晚香的奇遇，是劳动妇女话语权的一次难得的现身，但是，丁玲的愿景实现后，我们不禁要问，还能有更多的“杜晚香”吗？谁来持续关照劳动妇女们发声的权利？广大农村妇女通过劳动，仍在巩固新中国处于起步阶段的工农建设事业，然而，倘若地区间婚俗观念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将会一直存续，“杜晚香”们的彻底解放何时成行？

在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生产力仍未得到完全解放，女性在社会权力阶层秩序的地位仍然保留，“杜晚香”们面对的社会条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会极其严酷。杜晚香作为一名农村女性，在她的幼年与青年时期未能拥有足够的精神教育资源，也是因为这一阶段内革命和女性的觉醒仍然不同步。丁玲安排杜晚香拥有话语权的结局的原因正是如此：即便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获得光明，仍有必要继续书写劳动女性在革命与集体生活中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是丁玲作为女性主体，对女性主义亟待解决的本质问题的思考与回答。

结语

1986年3月，草明写给丁玲的悼词充分肯定了《杜晚香》的艺术成就，“这个默默无闻的从苦难中挣扎出来、心甘情愿地为人民服务的杜晚香，是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的形象，也许可算作是表达作者决心做一辈子孺子牛的心意。”[67]新中国建立前后，草明创作了大量的特写与报告文学，如《陈少敏大姐是新中国妇女的榜样》《英雄的母亲邓芝芳》《我看见了武玉兰》《寄几位青年女工》《记切管女工于静波》《光辉的名字鼓舞着她们》《为妇女运动领航人祝福》，想必，赶赴工农兵创作大潮的草明的确与“杜晚香”产生了共鸣。这种共鸣能够形成，大抵缘于晚年的丁玲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仍需要这一类传承社会主义建设精神的作品，尽管它们已经封存至上一个时代的历史中，只有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还会认同它们的价值。创作初稿时，丁玲一方面给予《杜晚香》极高的政治期待，另一方面在完稿后极其珍惜稿件的本貌，不愿对之过分修改。《杜晚香》原稿约两万字，编辑因其篇幅过长而要求丁玲稍加删减，但丁玲不愿意，她把这篇历时许久、灌注大量心血写成的小说存放了起来，直至1979年《十月》杂志社的刘心武对稿件予以认可。与此同时，《人民文学》杂志社也想尽快让丁玲复出第一篇作品见刊，《杜晚香》的归宿便尘埃落定：刊登在1979年《人民文学》7月号的散文专栏。而丁玲晚年创建的杂志《中国》，则由丁玲亲自把关审稿，《中国》登载了现实主义作品如路翎的《拌粪》、贾平凹《冰炭——一个班长和一个演员一个女人的故事》、陈进轩的《苇子园的女人》、谢林鹤的《不愿她象我》；登出了铁凝《女性在创业上的艰难》等讲述女性处境的文章，登出了魏巍的报告文学《那边，延河上空有一颗星》，登出了孙犁的《致贾平凹——再谈通俗文学》、朱正的《瞿秋白与左翼文学运动——为纪念瞿秋白殉难五十周年而作》、陈涌的《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陈早春的《雪峰现实主义理论初探》等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丁玲坦言：“我们希望我们的作者，牢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专心写作，不计毁誉，这样就一定能得到读者的欢迎。”[68]丁玲没有抛弃自己从左联时期便一直坚持下来并在延安时期发扬光大的文学传统，也没有轻易舍弃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如草明所言，丁玲的确在书写与讲述中，过着“晚年的晚香的生活”。

可是，劳动模范杜晚香的故事能够持久地慑服新时代的读者吗？《杜晚香》是丁玲最后的作品，丁玲也无法继续展望工农兵女性在以后的中国可能拥有什么样的命路了。“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69]对于当下的农村女性政治生产活动与女性社会地位，我们仍需要回答几个尖锐的问题：一个农村女性能否拥有一般情况下的妇女觉醒条件？一名普通农村妇女的精神觉醒能够到达何种层面？四十余年前，丁玲的《杜晚香》正视了这些问题，书写劳动女性在革命与集体生活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她的文学表达倾向由城市女性对感情生活和世界的理解过渡到对中国广大农村人民阶级的理解与认同。在丁玲笔下，杜晚香这一角色的内核虽然已经超出了当时普通农村妇女的思想限度，但她的精神品质正是广大中国农村妇女的真实写照，她拥有丁玲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女性“应有的女性观”，然而，什么样的女性观能够在当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中生根落地？书写新时代中国农村女性的责任又该怎样在新的女性作家群体中承递？这些问题则要留待后继者理辨。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 （美）爱德华·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6月版，第5页。

[2] 田秀涓：《1943年前晋察冀农村女性工作的初步估计（节录）》，《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0页。

[3] 丁玲：《秋收的一天》，《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5卷，第123页。

[4] 丁玲：《漫谈〈牧马人〉》，《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卷，第332-333页。

[5] 丁玲：《在宝泉岭农场》，《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0卷，第311页。

[6] 丁玲：《在宝泉岭农场》，《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0卷，第312页。

[7] 丁玲：《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读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1卷，第272页。

[8] 丁玲：《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读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1卷，第273页。

[9]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289页。

[10]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291页。

[11]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290页。

[12]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289页。

[13]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289-290页。

[14]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289页。

[15]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290页。

[16]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305-306页。

[17] 丁玲：《随感四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卷，第433页。

[18]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303页。

[19]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304页。

[20]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306页。

[21] 郭敏、梁源：《浅析丁玲笔下的杜晚香与北大荒精神》，《丁玲研究》，2016年第1期，第4-12页。

[22] 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场工会志编审委员会：《宝泉岭农场工会志（1952-1985）》，内部发行，1993年版，第137页。

[23] 周济、费加：《打了十一年硬仗的红七队》，《中国农垦》，1964年第4期，第16-17页。

[24] 郭敏、梁源：《浅析丁玲笔下的杜晚香与北大荒精神》，《丁玲研究》，2016年第1期，第4-12页。

[25] 中共中央妇委：《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妇女工作的意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68页。

[26] （日）小滨正子：《被埋没的足迹——中国性别史研究入门》，姚毅译，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11月版，第338页。

[27]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291页。

[28] 丁玲：《庆祝〈时代妇女〉发刊》，《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卷，第42页。

[29]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312页。

[30]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556页。

[31] 草明：《蔡大姐在东北》，《草明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5卷，第170页。

[3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关于当前妇女工作的决议》，《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45-1949）》，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356页。

[33]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293页。

[34]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293页。

[35] 丁玲：《关于国际民主妇联理会执委会决议的传达报告》，《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卷，第370-371页。

[36] 丁玲：《“三八”节有感》，《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7卷，第62页。

[37] 韦君宜：《露沙的路》，《韦君宜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2卷，第54页。

[38] 王定国：《听听乡里妇女叫苦声》，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第4版。

[39] 草明：《创造自己的命运》，《草明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5卷，第9页。

[40] 1942年4月，欧阳山、草明夫妇调至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4月9日上午，毛泽东分别请几十位作家、艺术家谈话，征求他们对即将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意见。实际上，这次谈话是对“旧知识分子”的先期改造，意在提前端正作家们的心态与世界观。草明言明生活上的困难后，毛泽东请傅连暲解决草明的小儿子欧阳左加入托儿所的问题。随后，毛泽东又请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介绍草明的两个女儿欧阳代娜、欧阳天娜到干部子弟学校入学。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如期召开。

[41] 社论：《迎接三八国际妇女节》，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8日，第1版。

[4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内部发行，第9页。

[43] 范雪：《谁能照顾人——丁玲对人与制度关系的探索，1936-1941》，《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期。

[44] 徐光耀：《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鲁迅文学院编辑出版，内部印刷，2000年10月版，第402页。

[45] 丁玲：《解答三个问题》，《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8卷，第63页。

[46] （日）秋山洋子、江上幸子、前山加奈子、田畑佐和子：《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人间出版社2017年8月版，第278页。

[47] 丁玲：《答〈开卷〉记者问》，《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8卷，第9页。

[48] 丁玲：《留下“三八”节的祝贺》，《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6卷，第281页。

[49] 丁玲：《会见加拿大作家代表团的讲话》，《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8卷，第197页。

[50] 丁玲：《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的一次谈话》，《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8卷，第289页。

[51] 丁玲：《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的一次谈话》，《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8卷，第289页。

[52] 丁玲：《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的一次谈话》，《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8卷，第289页。

[53] 1985年5月14日至28日，丁玲随中国作家协会访澳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约两周，期间赴悉尼大学开展交流活动，并访问澳大利亚权威文学杂志Quadrant编辑部，莱奥妮·克拉默于一年后成为了此杂志社的董事会主席。克拉默曾被授予大英帝国爵级女司令勋章（Dame Commander）以表彰她对文学和公众的贡献。克拉默支持保守的教育价值观，并发起运动反对澳大利亚采用共和政体，她的政治立场倾向于保守派和英国皇室，为当时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诟病。

[54] 陈明仙：《白色郁金香》，花城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37页。

[55] 丁玲：《答〈开卷〉记者问》，《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8卷，第8页。

[56] 王中忱：《“新时期”的文艺与政治：重读晚年丁玲》，《作为事件的文学与历史叙述》，人间出版社2016年6月版，第236页。

[57] 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卷，第299页。

[58] 余敏玲：《形塑“新人” ：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4月版，第310页。

[59] 余敏玲：《形塑“新人” ：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4月版，第309页。

[60] 谷峪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二期（1953-1955）正式科班学员。时任所长丁玲负责辅导小说组的李涌、谷峪、羽扬。1953年春，为使学员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中央文学研究所决定组织学员分江南和东北两路做短期参观游览。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会曾先后组织了两批作家深入生活，第二批参加“深入生活”的作家在北京学习时举行的座谈会上反映了大量、具体的创作问题，谷峪为其中一员。

[61] 陈淼、束沛德：《关于作家深入生活问题的参考资料》，《作家通讯》1953年7月30日，内部出版，第24页。

[62] 丁玲：《序〈萝北半月〉》，《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卷，第120页。

[63] 谷峪：《王本巧》，《萝北半月》，作家出版社1958年5月版，第103页。

[64] 丁玲：《在宝泉岭农场》，《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0卷，第315页。

[65] （美）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女性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张赟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版，第338页。

[66] 丁玲：《庆祝〈时代妇女〉发刊》，《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卷，第282页。

[67] 草明：《杰出的革命女作家——悼丁玲》，《草明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6卷，第280页。

[68] 丁玲：《〈中国〉文学创刊号编者的话》，《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卷，第222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卷，第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