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刀子婆

£姜贻斌

刀子婆十三岁那年，受到了一次刺激。

这个刺激如果发生在别的妹子身上，或许还没有什么问题，却偏偏发生在刀子婆身上，那问题就很不一般了。

刀子婆长得很有韵味，两只雪亮的大眼睛，刘海崭齐地挂在额头上，两片嘴唇月月的，时刻有微笑冒出来。刀子婆十三岁时，有一天在灶屋洗澡。当时天色大亮，光线从瓦缝里射下来，像几条长长的沾着粉尘的白纱线。刀子婆坐在澡盆里搓着身子，一身白肉，胸脯上似乎有了两粒小枣子。这幅悠闲的少女沐浴图，本来可以继续演绎下去，却不幸地被我们这些细把戏看到了。其实，公正地说，我们也不是故意偷看的。我们当时在牛宝屋里捉迷藏，牛宝家跟刀子婆家是隔壁，两家之间的木板墙上竟有一道裂缝，像一条手指般大的猪婆虫。我们听见隔壁有水响，便好奇地伸过眼睛一看，一不小心就看到了。

刀子婆极其敏感，竟然尖叫起来，像杀猪。

我们顿时吓得纷纷逃走，牛宝也跟我们一样，半夜都不敢回家，害怕刀子婆告诉成文。因为成文那个人很恶，脾气暴躁，一定会找我们爷娘算账的，我们爷娘又会找我们算账的，那么，我们身上肯定又要多出几条红蚯蚓。

我一个，牛宝一个，二坨一个，还有三毛，我们四个人吓得浑身发抖，而且，我们仿佛听到了自己挨打的哭喊声，以及哀求声。所以，我们只敢在小街之外的地方游荡，我们不仅游到了九家冲，还荡到了张家巷，总觉得那里不是我们的家。三毛甚至哀哀地哭了起来，说他不敢归屋了。我劝道，三毛，这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我们都不敢归屋嘞。用不着猜测，刀子婆会立即告诉成文，成文一定在磨刀霍霍，说不定，还会大开杀戒，弄出几个残疾人来。这不是污蔑成文，他年轻时曾经打伤过人，坐了一年半黑桶子（坐牢），出来后脾气仍然不改，凶得很。如果又把我们打伤，那我们小街肯定会改名的，不会再叫建设街了，干脆叫残废街好了。其实，我们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等到我们深夜溜回各自屋里时，爷娘并没有骂我们，只说鬼崽崽，怎么回来这么晚？是不是要等到我们来收尸？这就充分说明，刀子婆并没有告诉成文。

我们便安心睡觉。我而且还做了个美梦，梦到刀子婆送红薯片给我吃。由此及彼，我估计牛宝他们也做了个美梦。

等到第二天上学，我们还是发现刀子婆有所变化，去学校的路上，她竟然不齿人了，连女同学也不齿，像跟她们生了意见。也不像以前那样说说笑笑了，尤其是她那月月的嘴唇，没有时刻冒出来的微笑了。一个人栽着脑壳，眼睛望着地上，好像地上有钱捡，嘴巴老是在小声地说着什么。她到底说些什么呢？因为相隔太远，我们听不清楚她究竟在说些什么。

为了弄清楚刀子婆说的话，我派牛宝去侦察，叫他有意地走拢去侧耳细听。牛宝听从了我的命令，悄无声息地走了过去，不到两分钟又返回来，惊诧地告诉我们，说刀子婆只在说一句话。我问刀子婆她只说哪句话，牛宝说，她说我晓得是哪些人，声音像蚊子叫，听力不好的还根本听不清楚。

我们心里又害怕起来，刀子婆肯定晓得是我们在偷看，她才有意这样说的。不然的话，她怎么没有微笑了呢？她不可能仅仅说这句话。如果她只是在路上小声地说，并没有人听见，那我们还不太担心，她愿意说就让她说吧。万一被成文或李老师听见了，一逼问，那我们还有脸在小街上活下去吗？我们的年纪毕竟太小，牵涉到偷窥妹子洗澡的丑事，我们脆弱的心灵是不可能承受得起的。

我们相互对视一眼，然后跟上去，把刀子婆拉到路边，苦苦地求道，刀子婆，你不要这样念来念去的好不好？我们并没有点破偷看的事情，相信刀子婆也会明白我们的意思。

刀子婆栽着脑壳，并不抬头看我们，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总之像个哑巴。

那一刻，我们恨不得活活地把她掐死，然后丢到公园的湖水里。公园离我们小街很远，怕有五六里路，况且地处偏僻，少有游人，是很难被人发现的。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别的同学也发现了刀子婆的异常，便反映给李老师听。李老师是个女的，二十多岁，男人是精神病院医生。大概是耳濡目染的原因吧，李老师很负责，担心刀子婆精神失常，便叫她到办公室进行秘密谈话，担心别人听到，还把门关闭起来，很神秘。据说李老师跟她谈话时，刀子婆就不念了，没有了异常。李老师有点不甘心，继续找她谈话，刀子婆也不再念了。当然她上课也不念。李老师终于放弃了努力，不再找她谈话了，认为她的精神没有什么毛病。由此可见，刀子婆念这句话，也是要看场合的。据我们仔细观察，一般来说，她要在独处时才这样念。

李老师出于高度负责，又把这件事情说给男人听，出于职业敏感，男人说这肯定不正常，你还要继续找她谈话，彻底摸清其中的原因，以防她的病情进一步发展。

李老师又找刀子婆谈话。李老师说，成小玉同学，你为什么总是说那句话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说的那些人，究竟是指谁呢？

刀子婆解释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请李老师放心。

李老师问，那你怎么老是念呢？

刀子婆小声地说，我是念着好耍的。

李老师一听，也就放心了。

可以说，这是刀子婆说得最多的一次。先前李老师找她谈话，她都不太开口说话，像不承认错误的学生。

虽然李老师这一关过去了，成文却很不放心。他可能是无意间听到的，因为刀子婆有时在自己屋里——如果暂时没有人——她也是这样念来念去。成文本来以为她在背书，所以也并没有在意。后来，他偷听到刀子婆竟然老是重复一句话，便觉得妹子有点不太正常了。

成文问刀子婆，她的回答也是一样，跟回答李老师的话没有任何区别，而且，看不出她在说假话，脸色沉静，表情正常，双目明洁地望着成文。成文仍然不相信，仔细地观察她的神情，却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又伸手摸她的额头，也没有什么异常，便说，你以后不要这样念了，念得我心里很烦躁。由此可见，成文虽说脾气暴躁，在对待刀子婆的问题上，还是很有忍耐心的。

其实最放心的还是我们这四个闹药。我们经过多次观测，不再担心刀子婆会把我们供出来了，所以也就随她念去。她既然喜欢念，那就让她念罢。因此除了我们几个当事人，这件丑事终于被刀子婆永远地掩盖了。说句实话，我们还是很感激她的。而且我们感谢她并不是出于口头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上。

我们晓得那些妹子最喜欢塑料发卡，当时这个是比较流行的。其中有蝴蝶形状，也有桃花形状，还有金鱼形状，还有琥珀形状。其颜色也不尽相同，既有红色的，也有绿色的，还有黄色的。它们一律是透明的，夹在头发上很显眼，有种锦上添花的感觉。我们就想送一个塑料发卡给刀子婆，而我们又哪里有钱买呢？我们屋里都不宽裕，爷娘都是普通工人，像三毛的娘老子还是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况且我们吃水都是要数钱的，还要出钱买黄泥做煤炭巴巴。所以虽然我们是城里人，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清苦的。尽管我们想拉拢刀子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此我们盯着那些卖各种小物饰的摊子，准备下手去偷。我们的胆子又很小，因为这也属于丑事之列。为了感谢刀子婆，我们商量还是要下手，送给她一个惊喜。我们注意到一个小摊子，摊主是个老妇人，大约六十多岁，况且眼睛不太明亮，时有浊泪流下来。那天放学后，我们齐齐围着这个小摊子，假惺惺地争着跟老妇人说话，并且说，我们的姐姐最喜欢塑料发卡了（其实我们哪有姐姐），以分散她的注意力，然后由我悄悄下手。我穿着宽袖衣服，衣服的下摆是扎在皮带里面的。我望望周围没有人，趁她没注意，从摊子上抓起一个发卡，装模作样地观看，然后手一松，发卡便无声地掉进衣袖里，紧接着，我又如法炮制。我做得人鬼不知，然后独自悄悄地溜开。那些伙伴继续跟老妇人说话，然后光明正大地走开。

我的收获很大，竟有四个发卡。一个是红色的金鱼形状，一个是绿色的蝴蝶形状，一个是粉红色的桃花形状，还有一个是黄色的琥珀形状。我估计把发卡的各种形状都偷来了。我们没有先回家，站在大桥下面的草地上，欣赏这些多彩多姿的发卡。伙伴们纷纷赞扬我的手段高明，竟然不动声色。我们猜测，这些收获一定会堵住刀子婆的嘴巴，让她把那桩丑事永远埋藏在她心里。我们企图用一桩丑事，来掩盖另一桩丑事，掩盖我们羞于启齿的往事。当然相对而言，偷看刀子婆洗澡还是要丑得多。

至于派谁去把发卡送给刀子婆，这是个比较困难的事情。万一她不要呢？万一她既要了，又把我们的那桩丑事说出来呢？那就是鸡飞蛋打了。我们却管不了这么多了，到时候，她即使是要砍要杀，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我们已经尽力了。最终伙伴们一致推举我去送，这让我有点不高兴。我愤愤地说，你们就送不得吗？他们没有跟我争嘴，似乎要抚慰我不平衡的心理。他们微笑地望着我，其理由是，你既然能够偷偷地拿到这些发卡，我们也相信你能够悄悄地送给刀子婆。本来我毫无信心，伙伴们的话又提醒了我，对，我要悄悄地送给她，让她毫无察觉。我把四个发卡放在书包里，准备伺机送出去。第二天放学，轮到刀子婆和两个同学扫地，我躲藏在对面教室里，当他们拿着水桶去教室外面提水时，我立即返回教室，把发卡放进刀子婆的书包里，然后飞奔而出。

事实证明，我们的计谋虽然实施成功，其效果并不明显。第二天，刀子婆虽然戴了一个蝴蝶发卡，给头发增添了一抹亮色，却并没有停止念叨，只要身边没有人，她仍然小声地念着。而且对于四个发卡的悄然出现，刀子婆并没有多少惊喜，表情依然像平时那样，默默来去，像只孤雁。

如此一来，我们又不无担忧。我们以为刀子婆仅仅念一阵子，或几天，或一个月，最多一年，谁知自从她十三岁开始念这句话，居然念了一天又一天，念了一月又一月，念了一年又一年。一直到读高一仍然还在念，简直像被鬼捉到样的。我们恨不得用泥巴将她的嘴巴堵住。因此我们伴随着她读书的这几年，心里一天都没有轻松过，万一她哪天突然说出来了，让我们情何以堪？所以我们都想转学，远远地离开她，其实哪能够轻易转学呢？因为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我们都是就近读书的。唯有三毛很有可能转学，因为他爷老倌在火车站上班，他可以转到火车站那边去读书。他说他曾经对他爷老倌提起过此事，却被爷老倌骂了一餐饱的。他爷老倌的理由是，火车站又没有住房，你是想住到农民猪栏去吗？所以我们要灭掉她的念头又冒了出来，而且目标还是那个公园的湖水里。想想，我们终究还是害怕。

在那几年里，成文还是想尽到家长的努力。他原打算带她去精神病院看医生，怀疑刀子婆的神经出了毛病，不然过了好几年，她怎么还要念呢？你说，精神正常者会有这种表现吗？所以成文也恨不得用泥巴堵住刀子婆的嘴巴，省得她天天念，很烦人。如果以后嫁了人，男人晓得她这个毛病，肯定会退货的，那就不得了，难道让他养个老女在屋里吗？成文又听说，去看这种病需要很多钱，所以便没有带她去了。他认为，看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喜欢念这句话而已，这跟自己平时喜欢打人也差不多，跟有些人喜欢骂娘也差不多，仅仅是个习惯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其实关于是否带刀子婆去看病，成文夫妻经过激烈的争吵。尽管婆娘很害怕成文，仍然争取让刀子婆尽早就医，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成文鼓大眼睛，凶狠地说，你要是带她去看病，你娘女就不要进我这个屋门了，反正老子是不会给钱的。成文婆娘没有掌握经济大权，自然就没有争吵了，后来居然像刀子婆一样，也天天在屋里念，我们还是带她去看病嘞。仅此一句，多了没有。成文暗暗叫苦，哎呀，我屋里出了一大一小两个神经嘞。

记得1968年秋天，宝庆城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于一夜之间，一些墙壁上竟然出现了反标，而且那些反标的内容都是一样——打倒宝庆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张大明——仅仅在打字前面加上一个不字，极其便捷，可见作案者何其恶毒。作案者不仅省去写标语和贴标语的麻烦，而且只要在标语前面加上一个字。按民间的说法，这是就汤下面。当然字迹并不一样，且很潦草，估计是多人作案，因为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的。当时全城如临大敌，公安局派出很多人马查找这桩案件。每个单位，每条小街，每所学校，甚至每个人，总之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查找，搞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谁知查找数月，居然毫无收获。当然有个情况专案组是肯定了的，那就是，这桩案件绝对不是一人所为。那一向搞得我们都无心上课，也无心玩耍。我们不敢去大街上游荡，担心又被人追问，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只在小街上打玻璃弹子，看着弹子在地面上滚来滚去，真是毫无味道，它已经挑逗不起我们获胜的欲望了。

尽管这桩案件暂时还没有查出来，追查行动并没有停止。听说高头为此事极为震怒，下令一定要查出作案者，如果查不出来，决不收兵。因此尽管表面上没有开始那样雷声轰鸣了，却还是暗潮汹涌。

有一天，几个查案子的人在路上走着，于无意间，听见独自行走的刀子婆在喃喃地说，我晓得是哪些人。查案者们一听，惊喜不已，立即跟随刀子婆身后偷听，以进一步证实。后来他们惊喜地说，这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然后不由分说地把刀子婆带到专案组，逼迫她说出到底是哪些人。听说刀子婆临危不惧，仍然像以前一样，不愿意说出真相来。专案组警告说，你如果再不说，我们就要把你爷娘抓起来。这才逼得刀子婆实在没有办法，小声地开口说了。她说，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件事。

人家问，那你说是哪件事？快说。似有挥动拳头的意思。

刀子婆好像并不怕打，闭上嘴巴，又不愿意说了。

这件事情自然也惊动了成文跟李老师，也惊动了我们这条小街。成文和李老师焦急了，纷纷跑去给刀子婆作证，并且解释说，她说的这句话，已经说了好多年，改不掉了，况且她并不是在出现反标后才这样说的。成文甚至说她的神经有问题，说自己曾经多次想她送到精神病院去看医生，又苦于没有钱，所以请求你们做个好事，赶快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看医生，我代表全家对你们千恩万谢。说罢，甚至想跪下来。这个动作对于性格暴躁的成文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成文还说，他们家是三代贫民，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在我们宝庆城，谁都晓得张大明是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只是他这种解释，谁也不相信，专案组的人气势汹汹，质问成文跟李老师，你们谁敢担保？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来替她说话，我们要连你们一起抓起来。你们刚才说，她说这句现话说了多年，鬼才相信，难道她癫了吗？成文很想说她的确癫了，专案组的人大手一挥，堵住他嘴巴。我再问问你们，她到底为什么事情说了这么多年？你们解释清楚了，我们就立马放人。

成文跟李老师谁也解释不了，你怔怔地看着我，我怔怔地望着你，满脸无奈。

成文急得快要哭起来，使劲地摇着刀子婆的肩膀，说，刀子婆，我以前问过你的，你不说还无所谓，眼下你如果还不说，可能会丢掉小命的嘞。

刀子婆似乎不怕丢掉小命，仍然闭口不语，好像在死守国家机密，任凭成文和李老师如何开导，任凭专案组的人怎么诱导、威胁以及恐吓。她时而栽下脑壳，时而抬起脑壳，竟有视死如归的样子。现在专案组是把她作为重要线索来对待的，她一日不说，一日就不放人。

其实我们更加焦急，因为我们是始作俑者，所以是最清楚不过的，我们却没有任何勇气去向专案组解释。我们都是高中生了，虽然那些年月没有读多少书，却也有十六七岁了，像这种偷窥刀子婆洗澡的事情，虽然发生在过去的年月，一旦说出去，毕竟还是很丢人的。况且在专案组的逼迫下，刀子婆假如承受不了，万一寻了死路呢？还有一点，即使我们勇敢地把真相说出来，专案组又会相信吗？他们连成文跟李老师的话都不相信，肯定也不会相信我们的话。

我们四个人感到很痛苦，又很无奈。我们希望回到过去，回到刀子婆洗澡的那天，我们尽管看见墙壁上有条缝隙，也要闭着眼睛不去看，那么就没有这件事情了，刀子婆也不会天天念着它了。当然我们也希望刀子婆把真相说出来，出丑就出丑，至少要比刀子婆去寻短路好吧。因此我们天天在祈祷，希望刀子婆说出来，况且我们明白，面子比生命更重要。我甚至走到郊区的山脚下，找到一个洞口，洞口不深，里面竟然有尊面貌不清的菩萨，很小，大约半尺高，还有个小香炉，香炉上有线香的余烬。我们便轮流跪拜，求菩萨保佑刀子婆早日回到小街上来。我们还相互提醒，跪拜菩萨的事情，千万不要说出去，因为这是封建迷信。

我们相信刀子婆肯定没有说出真相，因此她一直关在专案组。成文和李老师每隔两天就去看望她，或送点菜，以及换洗衣服，以示安慰。据成文回来说，刀子婆消瘦了许多，而且更加沉默了，即使看见成文送东西来，她也没有一句话，似乎是成文应该做的。成文气愤地说，如果依得老子的脾气，挥着斧头冲进去把刀子婆救出来，免得她在那里面受活罪。街坊们劝他，成文，你千万不要乱来嘞，你不要卵脑壳了吗？你还想坐黑桶子吗？成文听罢，这才终于冷静下来，默默地朝自己屋里走去。

我们也很想去看刀子婆，看看这个无辜被抓起来的人。她为了多年前的那个秘密，居然忍气吞声，固执地不愿意说出来。她假如说出来，马上就能够回到我们小街上，回到自己屋里。我们虽然没有勇气去看她，却也悄悄地去了专案组附近。我们隔着约五十米的距离，仔细观察专案组的那栋大楼。

大楼位于老地委机关大院，为红砖房子，共有四层楼。坪里还栽着一排排高大的槐树，朵朵白槐花散发出淡淡的花香气。有些槐树已经超过了二楼的窗子，像大楼的卫兵。据成文说，刀子婆就关在二楼东头的那间屋子。我们想，如果刀子婆鼓起勇气，是完全可以顺着某棵槐树溜下来的。问题在于，刀子婆没有这个胆量。还有，专案组的人肯定时时守着她的，让她没有可乘之机。按说只要刀子婆有勇气，估计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何况她还是学校跳高运动员，身手敏捷，曾经获得过学校运动会跳高第三名，因此她抱住槐树就可以溜下来的。至于从窗口到槐树还有一米多距离，这倒是个难题。其实也不困难，她可以拿一块木板架在窗口和树权之间，然后踩着木板走近槐树。我们估计屋里肯定没有木板，那么她只有孤注一掷，站在窗口上一跃而出，然后紧紧地抱着槐树顺势而下。

这时我们希望刀子婆出现在窗口，那么我们就能够暗示她，让她完成这辉煌的一跃。刀子婆好像故意在跟我们斗气，因为我们观察半天，她也没有冒出脸来。她对于我们的到来没有一点预感吗？没有感觉到我们就站在楼下面吗？我们不知她究竟在做什么，睡觉？还是哭泣？或是在继续接受专案组的质问？

院子里的人来来往往，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站在一辆汽车旁边，指指画画。我突然发现在一楼的一个窗口里，有个胖女人在警惕地望着我们，眼睛像岩鹰的双眼，尖锐、阴险。我们的言行她几乎没有放过一个细节，似乎还有起身的迹象。我立即提醒说，有人在注意我们了，我们赶紧离开吧。我们便像小偷溜之乎也。

我们开先还以为，刀子婆大概只会关半个月，后来一个月也不见回来，后来三个月也没有回来，后来五个月也不见回来。这让我们沮丧而难过。我们没有料到，刀子婆竟然被关了大半年，整整七个月零五天。尽管关了这么久，她也没有说出这句话的真相，那么她是担心说出来很丢人吧，因为不仅丢了她自己的面子，也丢了我们的面子。不然的话，她当年就早说出来了。

刀子婆放回来的那天上午，我们看见成文领着她出现在小街上。成文肩上挎着灰色的布袋子，估计里面装着刀子婆的衣物。成文边走边不停地回应街坊，高兴地说，回来了，回来了。我们惊喜地叫刀子婆，她像没有听见，眼睛仍然盯在地上，默默地跟着成文进屋，再也没有出来了，当然书也暂时没有读了。我们只看到李老师来过一次，在刀子婆屋里坐了不到半个小时，便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来过了。

我们以为，刀子婆只要休息几天就会恢复正常的，重新回到学校，回到同学们中间。至于她还说不说那句话，我们认为不太重要了，只要她人还在，什么都不要担心了。

谁知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冬天的那个晚上，从刀子婆屋里发出声声嘶叫，声音尖锐而刺耳。我们一听，是刀子婆的声音。我们急忙跟随大人们涌到她屋里，她的确癫掉了，坐在板凳上声声大叫，老不停歇，似乎是剧团演员在吊嗓子。她披头散发，衣冠不整，泪水像下雨。看见我们来了，她也不管不顾，仍然大叫大喊。成文难过地说，她连屎尿也屙在身上嘞。刀子婆的娘老子坐在床边哭哭啼啼，双手拍着大腿，说，这又何得了啰？这又何得了啰？成文说，刀子婆即使不叫不喊，也不管是否有人在自己面前，她还是说那句话，我晓得是哪些人，我晓得是哪些人。我们明白对于多年前发生的那桩往事，她仍然没有透露半句。因此我们站一阵子就出来了，似乎害怕她突然说出那个秘密。

据成文说，专案组也是看到她如此固执，又是个小妹子，感到十分无奈，只好叫成文把刀子婆领回家。

总之刀子婆就这样癫掉了，待在屋里一般不会出来。我们小街上，便少了一个眼睛大大的、嘴唇月月的、似乎随时在微笑的妹子。如果偶然出现在小街上，刀子婆总是喃喃自语，我晓得是哪些人。竟然不顾及是否有人听到——除开她癫掉之外，这也是个很大的变化。

我们这些伙伴读完高中就去下乡插队了，距离宝庆城足有六百多里，位于偏远的山坳里，接受着严峻的生活考验。其中种种的酸甜苦辣，在此不必赘述。幸喜的是，六年后我们便招工了，分配在宝庆城的各个工厂，我和三毛分配在汽修厂，牛宝分配在机械厂，二坨分配在电池厂。然后恋爱的恋爱，结婚的结婚，生崽的生崽，考大学的考大学。我们四个人只有我没有谈恋爱，我在发狠复习，后来考上省城的一所大学，念中文专业。我们回到小街时，仍然能够看到刀子婆，看到她一年年麻木，一年年迟钝，一年年邋遢。每次看到我们时，她好像不认识似的，眼睛盯着地上，踽踽而行，像个深沉的人生思考者。三十五岁那年，刀子婆一不小心，跌进河里淹死了（我们不明白她为什么走出了小街，而且走到河边去了）。据说她在跌进河里的那一刻，嘴巴仍然在说，我晓得是哪些人。

刀子婆就这样死去了。

我们感到十分痛心，而且相当后悔。

如果没有当年那次偷窥，刀子婆就不会变成这样的人。我们思来想去，这也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也不是存心偷窥她洗澡的，我们的确是在捉迷藏。如果要怪的话，也只能怪那间屋子太破烂了，木板墙壁上有条缝隙，竟有猪婆虫那样粗细。我们想，如果他们两家人早早地把这条缝隙堵住，便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姜贻斌，湖南邵阳人，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当过知青、矿工、教师、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左邻右舍》《酒歌》《火鲤鱼》，小说集《窑祭》《白雨》《肇事者》《追星家族》《最高奖赏》《黑夜》《子弹壳》《孤独的灯光》《飞翔的姿势》等多种。现居长沙。